這個書單描述每一本書時沿用同一套維度（證據來源、時效狀態、處境相容性、讀得出價值的前提），定義與這些判定的來源說明在 書單怎麼描述一本書。選起點書時，第一層判斷標準跟其他書單相同（涵蓋面優先），完整的三層寫在 起點書的選擇標準：涵蓋面、證據與可操作性的優先序。這個書單收的書多半不要求讀者做一個有後果的操作，所以第三層的可操作性在這裡很少成為選書的理由。

從李普曼《輿論》展開的五個主題

這個書單以 Walter Lippmann 1922 年的《輿論》為源頭。李普曼的核心主張是人接觸不到廣大的世界，只能透過媒介建構出的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腦中那張關於外界的圖像）理解現實並據以行動，而人用刻板印象簡化資訊，因為注意力與時間有限。之後一百年的研究者沿著他留下的幾個題目各自研究下去，五個主題篇各自整理其中一個題目的書：

李普曼本人那一篇與新聞建構那一篇討論擬態環境怎麼形成，媒介權力那一篇討論形成它的結構由誰控制，公眾判斷能力那一篇討論接收資訊的人怎麼判斷，平台時代那一篇把這幾個題目放到今天的媒介結構上重問一次。公眾判斷能力那一篇延續的是李普曼 1925 年《幻影公眾》的懷疑——公眾的判斷能力有限——而那一篇收的兩本書在同一件事上給出相反的結論，所以那一篇建議兩本一起讀。

媒介與輿論書單的證據來源：診斷與解方分開讀

這個書單收的書多半同時寫兩種內容：診斷（人怎麼形成對世界的判斷、媒介在其中做了什麼）與解方（制度、媒體或公眾應該怎麼改）。兩種內容的證據來源不同，所以讀者讀同一本書時，要把這兩種句子分開讀。

診斷可以被後續的實證研究檢驗。李普曼提出的擬態環境被議題設定研究吸收，他描述的刻板印象由認知心理學的捷思研究補上機制，這兩項都是一個主張被研究者拿去量、量出了結果。解方是規範主張，它依賴的是作者對民主該長什麼樣的價值判斷，以及他寫作當時的媒介結構；研究者沒辦法用同一種方式量它，而媒介結構一改變，解方最容易失去它要改的對象。李普曼本人就是例子：他主張交給專家與「情報機構」整理事實，杜威在 1927 年就回應了這個解方，到今天專家與機構普遍面對信任流失，這個解方要重新論證；他的診斷則在演算法推薦與生成內容的環境裡更常被引用。

這個切分落到主題篇的寫法上：一本書的診斷被後續研究量過時，主題篇寫出量的結果與它修正了什麼；一本書提出的解方，主題篇寫出它依賴的是哪一種媒介結構與哪一種民主觀，讓讀者判斷那兩項在自己的處境裡還在不在。

媒介與輿論書單的時效：媒介結構與認知限制

工程技藝書單判斷時效時，把書的主張與示範程式碼分開看；這個書單對應的切分是媒介結構與認知限制。媒介結構是這個書單裡變得最快的前提：報社當守門人的年代、三家電視網的年代、搜尋與社群平台的年代、推薦演算法主導動態的年代，每一代都把上一代書裡描述的守門人換掉。一本書的論證只要建立在「誰在守門」上，它就跟著那一代媒介結構過時。人的注意力有限、人靠捷思判斷、人依群體認同篩選資訊，這幾項認知限制在這一百年裡沒有改變，建立在它們上面的論證照樣成立。

所以主題篇的時效判定逐本點名那本書依賴的是哪一代媒介結構。這個切分也是這個書單收 1920 年代的書的理由：那幾本書的診斷建立在認知限制上，解方建立在當時的媒介結構上，診斷那一半不隨年代過時。

媒介與輿論書單用的處境環境清單

這個書單收的書幾乎全部以美國或西歐為材料，那些書預設的環境跟台灣讀者所在的環境在幾項上不同。這個書單判斷處境相容性時用下面五項環境，判斷標準跟財務與投資書單建表時同一條：這一項改變時，書裡建立在它上面的推導要不要重做。

• 媒介體制：商業媒體、公共廣電與國家控制的媒體各佔多少比重。批判廣告與所有權的論證預設商業媒體是主體，在公共廣電佔大宗的地方，同一組過濾機制的權重不同。
• 新聞與言論的法制：誹謗、國家安全與平台責任的法律怎麼界定。討論內容審查與平台治理的書預設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框架，其他法域的邊界在不同位置。
• 政治體制與政黨結構：兩黨制或多黨制、總統制或內閣制、選舉制度怎麼把票轉成席次。極化與選民行為的研究多半建立在美國兩黨制上，在多黨制、或藍綠之外另有認同軸的地方，「黨派認同」對應的群體不是同一組。
• 語言市場：資訊流通所用的語言與那個語言圈的規模。英文資訊圈與繁體中文資訊圈的規模、內容來源與跨境流入不同。
• 平台結構：哪些平台主導資訊流，以及資訊在公開動態還是封閉群組裡傳遞。以公開動態為對象的演算法研究，套到訊息主要在通訊軟體群組裡轉傳的環境時，只涵蓋其中公開動態的那一段。

這五項是寫第一批主題篇時列出的；之後新收的書對不上既有的項目時再補，補的時機跟財務與投資書單相同。這幾項環境的定義與判讀方式寫在 處境相容性 那張卡。

讀完《輿論》之後的一條閱讀路線

每個主題篇都有自己的起點書。讀者要沿著李普曼留下的題目一路讀到今天的平台時代，可以照下面的順序讀，每一本都在回應它前面那一本留下的題目：

1. 杜威《公眾及其問題》：直接回應李普曼對公眾的懷疑，主張公眾能透過溝通與參與形成判斷。兩本對照讀，才看得到李普曼—杜威之辯的全貌。
2. Boorstin《幻象》：杜威寄望的溝通，到了 1960 年代有一大部分由「為了被報導而製造出來的事件」構成。Boorstin 把這類事件命名為假事件（pseudo-event），這個概念是擬態環境最直接的延伸。
3. McCombs《議題設定》：Boorstin 描述擬態環境裡填了什麼，議題設定研究量出那些內容對公眾注意順序的效果，McCombs 在書中明白寫出李普曼是這個理論的思想源頭。
4. Herman 與 Chomsky《製造共識》：議題設定研究量的是效果，這本追問誰決定議題——所有權、廣告與消息來源怎麼先過濾一遍新聞。書名借自李普曼的用語，而把方向反過來。
5. Gurri《The Revolt of the Public》：Herman 與 Chomsky 分析的是少數機構控制資訊的世界，Gurri 分析資訊爆炸之後那些機構的權威怎麼瓦解，對應的正是李普曼「交給專家」那個解方今天的處境。
6. DiResta《Invisible Rulers》：機構權威瓦解之後，網紅、演算法與群眾怎麼共同製造出各自的現實；這條路線上，這一本討論的範圍最接近一本二十一世紀版的《輿論》。

讀者要補上心理學與實證研究的反思，在路線之外加讀 Kahneman 的《快思慢想》與 Mercier 的《Not Born Yesterday》：Kahneman 替刻板印象提供當代的認知心理學基礎，Mercier 論證人沒有那麼容易被說服，許多「民眾被操弄」的恐慌被誇大了。兩本的選讀判斷在 公眾判斷能力的選讀書目。

媒介與輿論書單不建位置表的理由與它的讀者

軟體管理與組織書單依讀者對誰的產出負責分位置，財務與投資書單依讀者對什麼資本負責分位置。這個書單目前不建位置表：每一位讀者都是閱聽人，而這個書單收的書就是寫給閱聽人讀的。

同一批書在另外兩種讀者手上會被拿去做不同的事。一種是生產訊息的人（記者、公關、行銷），這類讀者讀《宣傳》與《幻象》時，讀到的是自己的工作被描述出來；另一種是設計資訊流通制度的人（平台的信任與安全團隊、媒體政策的制定者），這類讀者讀議題設定與平台研究時，要的是可以拿去設計規則的機制。這兩種位置要不要各自建表，等五個主題篇寫完一輪、看得出哪幾本在這兩種讀者手上被拿去做不同的事時再判斷，這一項記在 媒介與輿論書單 的 Backlog 段。

媒介與輿論書單跟站內其他內容的邊界

站上目前沒有對應這個書單的教學系列。書中用到的認知偏誤，站內有單一知識點的整理（例如 後見之明偏誤）；偏誤的完整目錄在 Kahneman 那本書裡，那本書的選讀判斷寫在 估算、承諾與決策偏誤的選讀書目。

讀這四本時把診斷與解方分開讀：四本對人怎麼形成判斷的診斷有相當大的交集，分歧在解方——交給專家、讓公眾透過溝通形成判斷、或由專業人士替公眾安排認知——而那幾種解方依賴的那一代媒介結構已經不在了。分開讀的理由寫在 媒介與輿論書單 的〈媒介與輿論書單的證據來源：診斷與解方分開讀〉一節。

先讀哪一本，看讀者要的是哪一個面向。要擬態環境與刻板印象的原始論述，從《輿論》開始。要李普曼對公眾判斷能力的完整懷疑，讀《幻影公眾》。要論戰另一方的回應，讀杜威。要看同一組觀察被專業人士拿去用的樣子，讀伯內斯。不確定時從《輿論》開始，另外三本都預設讀者知道《輿論》說了什麼。

起點書：《輿論》

Lippmann 的《輿論》提出了三個概念，這個書單裡後來一百年的書都在使用它們。第一個是擬態環境：人行動的依據是腦中那張關於外界的圖像，而這張圖由他接觸得到的報導、傳聞與經驗拼成，跟外界本身之間有一段落差；人照著圖像行動，行動的後果卻發生在真實的環境裡。第二個是刻板印象：人在看清楚之前就先定義，用自己文化裡現成的分類去填補沒有看到的部分，理由是逐一觀察每一件事的時間與注意力不存在。第三個是書中寫到的「製造同意」：在擬態環境的條件下，同意可以被有意識地安排出來，而他把這件事當成民主政治必須正視的現實。

書的後半是解方。Lippmann 的判斷是公民不可能對每一件公共事務都形成有根據的意見，所以主張由獨立的專家機構整理事實，再把整理過的事實提供給做決定的人。這一部分跟前半的證據來源不同，讀法也不同。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材料是作者的新聞工作經驗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戰時宣傳的觀察，加上當時的心理學。它沒有自己的資料，而它的診斷後來被當成假說拿去量：議題設定研究量的是媒介排定的注意順序，認知心理學的捷思研究補上刻板印象的機制。所以這本書的前半今天讀起來是一組已經被部分驗證的假說，後半是一個規範主張。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守門結構：全書預設少數報社與通訊社是資訊的守門人，資訊相對稀缺，問題在讀者拿到的太少、太扭曲。今天的資訊過剩、注意力稀缺，守門工作分散給平台演算法與一般使用者，而且讀者不再共享同一個擬態環境，那是這本書沒有處理的情況。不過時的是擬態環境與刻板印象本身：它們建立在注意力與時間的限制上，不依賴任何一代媒介。

處境相容性上，案例與制度設計以 1920 年代的美國為對象，專家機構那個解方預設一個公眾信任專業機構、而機構也有能力獨立運作的政治環境；那個前提在專家與機構面對信任流失的環境裡要重新論證。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對某一則報導與它描述的事件之間的落差有過具體的印象——親身在場而讀到報導、或事後看到同一件事的兩種寫法都算。缺這個印象時，擬態環境讀起來是一句抽象的命題；有了它，讀者認得出書裡描述的那段落差在自己的經驗裡出現在哪裡。

繁體中文版譯名《公眾輿論：訊息與真實的明辨》（大寫，2025）。簡體中文版有多個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輿論》（常江、肖寒譯）是其中之一。英文原書在美國已進入公有領域，Project Gutenberg 有免費全文。

• 三民（公眾輿論：訊息與真實的明辨，陳琪徨譯，大寫，2025）
• 三民（輿論，常江、肖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 年簡體中文版）
• Project Gutenberg（Public Opinion，英文全文）
• Amazon（Public Opinion，Free Press，1997 重印平裝）

《幻影公眾》：公眾判斷能力的懷疑論與它縮小後的角色

Lippmann 的《幻影公眾》把《輿論》對公民的懷疑推得更遠。書名裡的幻影指的是「全能公民」：一位對每一件公共事務都有資訊、有興趣、有判斷的公民，在他看來只存在於民主理論的想像裡。他據此縮小了公眾的角色：公眾不負責判斷政策的內容，只在危機出現時選擇支持或反對當權的一方，讓實際做事的人在出問題時換手。

這本書開啟了一場到今天還在進行的論戰，這是它被收進這個書單的理由。杜威兩年後的回應是第一輪；近年 Achen 與 Bartels 的《Democracy for Realists》用大量選舉資料支持一個跟它接近的結論，被看成這個懷疑論的回潮，那本的選讀判斷在 公眾判斷能力的選讀書目。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篇幅比《輿論》短、論證更集中，同樣沒有自己的資料。它的主張在九十年後由選民行為研究拿去量，量出的結果在兩個方向上都有，所以讀它時要知道它是那場論戰的一方，而不是一個已經結案的結論。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公眾的組成：書裡的公眾是一群被動接收報紙的讀者，參與政治的方式主要是投票。今天的公眾同時是訊息的生產者與轉傳者，「只在危機時選邊」這個角色描述漏掉了公眾在平台上直接改變議題的那一部分。不過時的是它對公民注意力上限的判斷。

處境相容性上，「當權的一方與在野的一方」這個二分預設兩黨制，在多黨制或聯合政府的環境裡，公眾選擇支持或反對的對象不只兩個，書中縮小後的公眾角色要重新換算。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先讀過《輿論》。這本書的論證直接建立在《輿論》的診斷上，跳過《輿論》讀時，它的懷疑看起來像一個沒有根據的立場。

繁體中文版譯名《幻影公眾：民意與治理的慎思》，跟《公眾輿論》同一個月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簡體中文版另有林牧茵譯本。

• 三民（幻影公眾：民意與治理的慎思，許珈瑜譯，大寫，2025）
• 三民（幻影公眾，林牧茵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0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The Phantom Public，Routledge，1993 平裝）

杜威《公眾及其問題》：公眾透過溝通形成判斷的回應

John Dewey 的《公眾及其問題》是對李普曼的直接回應。他從另一個方向定義公眾：當一群人受到他們沒有參與的交易所造成的間接後果影響，而這些後果需要被系統性地照管時，這群人就構成一個公眾。他同意李普曼的診斷到一個程度——現代社會的規模與複雜度讓公眾認不出自己，他稱之為公眾的蝕沒（eclipse）——而他的解方方向相反：公眾的判斷能力可以透過溝通、教育與參與被培養出來，專家也有自己的盲點，專家能提供的是調查與事實，判斷這些事實對共同生活意味著什麼，要由受影響的人參與。

兩本對照讀，才看得到李普曼—杜威之辯的全貌：兩人對問題的描述接近，分歧在誰有資格、有能力做最後的判斷。這個分歧沒有被後來的研究結案，議題設定、審議民主與平台研究各自站在不同的位置延續它。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材料是實用主義哲學與作者對美國社區生活的觀察。它的主張比李普曼的診斷更難被量，因為它談的是一種可能性——公眾在什麼條件下能形成判斷——而後來的審議民主實驗（把一群公民聚在一起充分討論之後再測他們的意見）是少數直接拿這類主張去量的研究。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溝通的形態：杜威寄望的溝通以面對面的社區與地方報紙為原型。今天的溝通大量發生在平台上，溝通的量遠超過他的想像，而溝通的增加沒有帶來他預期的公眾形成，這是讀這本書時要放在旁邊的那個反例。不過時的是他對公眾的定義——由受影響而不是由身分構成——這個定義套用到今天跨國的平台治理問題上仍然成立。

處境相容性上，全書預設一個有地方自治傳統、社區組織密度高的社會，在中央集權或社區組織稀薄的環境裡，他的解方缺少那個起點。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先讀過李普曼至少一本。杜威的文字抽象、句子長，不帶著李普曼的論點進來時，讀者很難看出他在回應什麼；帶著那個論點進來，這本書的每一章都對得到一個李普曼的主張。

繁體中文版這一輪用「公眾及其問題」「公眾與其問題」「杜威 公眾及其問題」在三民與一般網路搜尋查不到；台灣的期刊論文以《公眾及其問題：政治探究隨筆》稱呼這本書，而沒有指向任何譯本。簡體中文版有復旦大學出版社與新華出版社兩個版本。

• 三民（公眾及其問題，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5 年簡體中文版）
• 三民（公眾及其問題，新華出版社 2017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An Essay in Political Inquiry，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2）

伯內斯《宣傳》：把「製造同意」寫成公關實務的當事人宣言

Edward Bernays 的《宣傳》是這一組裡唯一的實務書。Bernays 被稱為公關之父，他把李普曼描述的現象——同意可以被有意識地安排——當成一門專業的基礎。書一開頭就主張，有意識地操縱大眾有組織的習慣與意見，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元素；接著用他自己經手的案例說明公關顧問怎麼替客戶設計事件、找權威背書、透過團體領袖影響群眾。

這本書在這個書單裡的用途是史料：讀它是讀一份當事人寫給同行與客戶看的宣言，看李普曼的觀察被專業人士拿去用的時候長什麼樣。把它當成「怎麼做公關」的教材讀，是這個書單不收的用途。

證據來源是單一路徑的個人經驗，材料是作者自己的公關案例，效果的宣稱來自作者的自述而沒有獨立驗證。這一項是讀這本書時最要標清楚的：一位以說服為業的作者在寫一本推廣自己行業的書，書中「這套方法有效」的每一則案例都經過他自己的篩選，而失敗的案子不會出現在一本招攬客戶的書裡。所以書中描述手法的句子照讀，宣稱效果的句子降級成一則當事人的說法。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宣傳這個詞的評價：1928 年的「宣傳」在英文裡還帶有中性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詞變成貶義，而 Bernays 稱呼自己這一行時用的是「公共關係顧問」。書裡的手法——製造可以被報導的事件、借第三方權威——在今天的行銷與政治溝通裡仍然看得到，所以這本書讀起來的不適感，有一部分來自它把今天被包裝過的做法講得很直白。

處境相容性上，書中的手法預設一個由少數報紙與團體領袖組成的意見結構，影響了那些節點就影響了大眾。在意見結構分散到大量個人帳號的環境裡，同一組手法要換成另一套節點，這是 DiResta 那本在處理的事，選讀判斷在 平台與演算法時代資訊環境的選讀書目。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先讀過《輿論》。不帶著李普曼的診斷讀，這本書是一本早期的行銷書；帶著它讀，讀者看得到同一組觀察在一位實務者手上被換成了什麼。

繁體中文版譯名《宣傳學》（楊理然譯，麥田，2020），撰稿時三民查不到紙本商品頁，連結指向電子書頁。簡體中文版《宣傳》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

• Readmoo（宣傳學，楊理然譯，麥田，2020，電子書）
• 三民（宣傳，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2014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Propaganda，Ig Publishing，2004 平裝）

李普曼與同時代各書的分工與沒收錄的書

這四本各自討論不同的面向：《輿論》診斷擬態環境與刻板印象，《幻影公眾》懷疑公眾能扮演多大的角色，杜威主張公眾能透過參與形成判斷，伯內斯示範同一組觀察被拿去實際操作的樣子。李普曼的兩本與杜威是論戰的雙方，伯內斯那本記錄的是那場論戰描述的現象本身。

這一篇不收同一個年代的其他宣傳研究與公關實務書。宣傳研究那一類（例如 Harold Lasswell 1927 年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傳技術的研究）跟伯內斯那本討論同一個現象而方向不同：Lasswell 從研究者的位置分析宣傳，伯內斯從實務者的位置推廣它，這一篇收的是伯內斯那份當事人的宣言；Lasswell 那本的時效與中譯本狀態，這個書單還沒有評估。公關實務的後續教科書不收，理由是那些書教的是「怎麼做」，這個書單只收幫讀者理解這個現象的書。

李普曼與同時代各書的相鄰主題與接續閱讀

擬態環境裡填了什麼、那些內容怎麼被做出來，討論這兩件事的書收在 新聞如何建構現實的選讀書目——Boorstin 的假事件是伯內斯那些手法在三十年後的普遍化。

製造同意這個用語後來被 Herman 與 Chomsky 借去，方向反過來，從實務者的宣言變成對媒體結構的批判，那本書收在 媒介權力與公共討論結構的選讀書目。

公眾判斷能力這場論戰的當代版本，收在 公眾判斷能力的選讀書目。

三本的證據形態不同：一套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一位歷史學者的文化批評、一份在新聞室裡做的長期田野觀察。讀者可以把三本排在同一條流程上讀——事件被安排出來、被新聞室選中並加工、被排進報導的順序、改變公眾的注意——每一本描述其中一段。

先讀哪一本，看讀者要知道的是哪一段。要知道媒介對公眾注意的效果量得出多大，從《議題設定》開始。要辨認一則報導背後的事件是自然發生還是安排出來的，讀《幻象》。要知道新聞室怎麼決定什麼算新聞，讀《做新聞》。不確定時從《議題設定》開始，McCombs 在書的開頭就從李普曼的擬態環境講起，再講到另外兩本描述的那兩段。

起點書：《議題設定》

Maxwell McCombs 的《議題設定》是這個理論提出者之一對自己半世紀研究的總整理。理論的起點是 1968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McCombs 與 Donald Shaw 在北卡羅來納州 Chapel Hill 做的研究：他們比較當地媒體報導各議題的份量，與尚未決定投票對象的選民認為哪些議題最重要，兩組排序高度一致。這個結果在 1972 年發表，之後成為傳播研究裡被重做最多次的發現之一。

書中把理論分成幾層。第一層是對象的顯著性：媒介報導得多的議題，公眾認為它重要，也就是常被引用的那句——媒介不一定決定人們怎麼想，但很大程度決定人們想什麼。第二層是屬性的顯著性：媒介強調一個對象的哪些屬性，公眾就用那些屬性去理解它，這一層跟框架研究重疊。書中另外處理效果在誰身上最強（對一個議題有定向需求、又缺乏直接經驗的人），以及媒體之間如何互相設定議題。

這本被選為起點書，理由在涵蓋面：它從李普曼的擬態環境出發，量的是媒介內容與公眾認知之間的那一段，而《幻象》與《做新聞》各自處理那一段的上游。書的開頭就引李普曼《輿論》的第一章「外在世界與我們腦中的圖像」，把他列為這個理論的思想源頭。

證據來源是大規模實證加理論建構：材料是跨國、跨數十年的數百項議題設定研究，McCombs 把它們整合成一套分層的理論。整合研究的那一種會繼承被整合研究的一部分效力，而這批研究多數是相關研究，媒介排序與公眾排序一致，不直接證明媒介的排序造成公眾的排序；書中引用了實驗與時間序列研究處理因果方向，那是讀這本書時要特別看的一段。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共享的媒介議程：1970 年代以來的議題設定研究預設一個社會裡有一份大致共享的媒介議程，少數幾家報紙與電視網報導的排序就是「媒介的議程」。在個人化動態與分散的平台裡，不同的人看到的議程不同，「媒介設定了議程」要先問是哪一份議程。這個前提的改變在後來的研究裡有討論，讀的時候要確認手上那一版涵蓋到哪裡。

處境相容性上，研究材料以美國為主而書中整理了大量跨國複製，議題設定效果本身在多個國家都量得到；效果的強度在不同媒介體制下不同，公共廣電與商業媒體並存的環境要分開看。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想知道一個具體的效果有多大。這本書的主體是研究設計與結果，帶著「媒體報導的份量真的會改變大家認為重要的事嗎」這類疑問進來時，每一章都在回應它；只想要一個總結的讀者，在第一章就已經拿到。

繁體中文版這一輪用「議程設置」「議題設定 媒體」「麥庫姆斯」在三民與一般網路搜尋查不到。簡體中文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議程設置》，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與 Sebastián Valenzuela 合著）都有譯本；第三版的譯名副題改成「新聞媒體與輿論」。

• 三民（議程設置：大眾媒介與輿論，第 2 版，郭鎮之、徐培喜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 年簡體中文版）
• 三民（議程設置：新聞媒體與輿論，第 3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3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Setting the Agenda: Mass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第 3 版，Polity，2021）

《幻象》：為了被報導而製造出來的假事件

Daniel Boorstin 的《幻象》提出假事件（pseudo-event）這個概念：一個事件被安排出來，主要目的是讓它被報導。他列出假事件的幾項性質：它是計畫好的而不是自然發生的；它的時間與形式為了報導而設計；它跟它所指涉的現實之間的關係是曖昧的；它常常讓自己成真——一場宣布某間飯店很有聲望的周年慶典，本身就讓那間飯店變得有聲望。記者會、專訪、首映會、預先發布的新聞稿都是他的例子，名人則被他描述成「因為出名而出名的人」。

這本書在這一篇的用途是把擬態環境的內容具體化：李普曼說人看到的是一張圖，Boorstin 指出那張圖上有很大一部分是有人為了被畫上去而安排的。讀過之後，讀者能把一則報導背後的事件分成自然發生的與為了報導而安排的兩類，這個分類本身就是這本書交付的判斷。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材料是作者身為歷史學者對美國報紙、廣告、旅遊與名人文化的觀察。它是一本文化批評，沒有系統性的資料，書中的例子是作者挑選來說明論點的，所以它支持得了「這類事件存在，而且有這些性質」，支持不了「這類事件佔了報導的多少比例」。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製造事件的成本：1960 年代安排一個假事件要動用記者會、場地與新聞稿，製造者多半是機構與公關公司。今天任何一個帳號都能用極低的成本製造一則為了被轉傳而設計的內容，假事件的製造者從機構擴散到個人。不過時的是那組性質：計畫好的、為報導設計、跟現實的關係曖昧、讓自己成真，這四項拿去讀今天的網紅事件與政治表演一樣適用。

處境相容性上，書中的例子全部取自 1950 年代末的美國商業文化，讀者要自己把它們換成所在環境的對應物，而那個換算多半不難，因為假事件的性質跟它發生在哪個國家無關。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曾經參與或近距離看過一場為了被報導而安排的活動——記者會、發表會、或一場設計好要被拍下來的抗議都算。看過一次，讀者會認出書中描述的每一項性質；沒看過時，書的語氣讀起來像一位學者對大眾文化的抱怨。

繁體中文版譯名《幻象：偽真實的預製時代》（王翎譯，麥田，2025），收錄原書 25 週年紀念版的序。簡體中文版《幻象》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 三民（幻象：偽真實的預製時代，王翎譯，麥田，2025）
• 三民（幻象，南海出版公司 2023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Vintage，1992 平裝）

《做新聞》：新聞室把事件分類成新聞的工作程序

Gaye Tuchman 的《做新聞》進到新聞室裡，回答新聞是怎麼被做出來的。她的核心主張是新聞是一個框架：記者與編輯在有限的時間與人力下，必須把每天發生的大量事件變成可以預測、可以排程的工作，於是發展出一套分類（硬新聞、軟新聞、突發新聞、發展中的新聞、持續追蹤的新聞），並把採訪人力布置成一張「新聞網」，放在政府機關、警察局、法院這些固定會產生事件的地方。落在網眼之外的事件，即使重要，也比較不容易成為新聞。

這本書在這一篇的用途是把擬態環境的製作過程具體到工作程序的層級：同一則報導為什麼長這個樣子，可以回推到記者站在哪個位置、截稿時間是什麼時候、編輯怎麼分類它。Tuchman 也分析了新聞的客觀性如何作為一種工作程序運作——引述雙方說法、引用權威消息來源——讓記者在時間壓力下保護自己免於被指責。

證據來源是跨組織案例，材料是作者在數個新聞機構（一家電視台、一家報社與市政府的記者室）做的長期田野觀察與訪談。它給的是新聞生產機制的完整樣子，代價是那些機制依賴美國 1960、70 年代大型新聞機構的組織條件。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新聞室的組織形態：書中的新聞網預設一個有充足人力、固定路線記者與每日截稿節奏的新聞室。今天的新聞室人力大幅縮減、截稿從每日變成持續不斷，而且大量的新聞來源直接是社群平台上的貼文。新聞網的網眼變得更大、位置換到了平台上，這個改變讓書中的機制更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網眼外的事件更難被看見。

處境相容性上，書中的分類與路線設計對應美國的新聞實務，其他媒介體制的新聞室分類不同（例如政治新聞的路線怎麼切），讀者要對照自己熟悉的新聞室調整；新聞網與客觀性作為工作程序這兩個機制不依賴那些分類。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有一個要解釋的具體觀察：某一類重要的事長期沒有被報導、或同一件事在不同媒體的分類不同。帶著這類觀察讀，書中的新聞網與分類系統給得出那個現象的成因；沒有觀察時，它讀起來是一份詳盡的民族誌。

繁體中文版這一輪用「做新聞」「塔克曼 做新聞」「新聞 現實的社會建構」在三民與一般網路搜尋查不到。簡體中文版有兩個譯本：華夏出版社 2008 年的《做新聞》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2 年的《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

• 三民（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2 年簡體中文版）
• 三民（做新聞，麻爭旗、劉笑盈、徐揚譯，華夏出版社 2008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Making News，Free Press，1980 平裝）

新聞建構各書的分工與沒收錄的新聞學教科書

這三本各自討論同一條流程上的一段：《幻象》討論流程最上游的假事件，《做新聞》討論新聞室怎麼選擇與加工事件，《議題設定》討論報導的排序對公眾注意的效果。三本之間有一處重疊：《議題設定》的第二層（屬性顯著性）與框架研究重疊，而 Tuchman 的新聞框架是從生產端描述同一件事，兩本對照讀，看得到同一個框架在記者手上與在讀者腦中各是什麼樣子。

這一篇不收新聞寫作與採訪的教科書，理由是那些書教的是「怎麼做新聞」，這一篇收的是幫讀者理解新聞怎麼被做出來的書。框架理論本身的專書（例如 Erving Goffman 的《Frame Analysis》）在這一篇的用途，這個書單還沒有評估：它是框架概念的社會學源頭，討論的範圍遠大於新聞，要判斷它跟《做新聞》的用途是否不同，得先讀過它談新聞的部分有多少。

新聞建構的相鄰主題與接續閱讀

假事件的源頭是伯內斯那一代的公關實務，《宣傳》的選讀判斷在 李普曼與同時代回應的選讀書目。

議題由誰決定、新聞網布置在哪裡的上游還有所有權、廣告與消息來源這幾層結構，那幾本書收在 媒介權力與公共討論結構的選讀書目。

共享的媒介議程分裂成多份個人化的議程之後，議題設定與新聞網各自變成什麼，討論這件事的書收在 平台與演算法時代資訊環境的選讀書目。

三本落在三種不同的證據形態上：一套以配對案例比較支持的理論模型、一套歷史社會學加規範理論、一套以長期民調為材料的實證理論。讀這三本時，看每一本把權力的來源放在哪裡——媒體所有權與廣告市場、公共討論的空間本身、社會壓力對個人的作用——這三個來源在一個具體的輿論現象上可以同時成立。

先讀哪一本，看讀者要分析的是哪一個層次。要分析某一類報導為什麼長期偏向某個方向，從《製造共識》開始。要一個判斷公共討論健不健全的規範標準，讀 Habermas。要解釋某個意見在私下普遍、在公開場合卻少有人說，讀《沉默的螺旋》。不確定時從《製造共識》開始，這本書的論證直接從李普曼的用語出發，讀過《輿論》的人讀得懂它在延續什麼。

起點書：《製造共識》

Edward Herman 與 Noam Chomsky 的《製造共識》借用李普曼「製造同意」的用語，把方向反過來：李普曼描述同意可以被安排出來，把它當成民主必須正視的現實；Herman 與 Chomsky 指出在美國的商業媒體裡，這個安排不需要任何人下令，由媒體的結構自動完成。他們稱之為宣傳模型，新聞在被報導之前經過五層過濾：媒體的所有權集中在大型企業手上、媒體的收入來自廣告主、媒體依賴政府與企業提供的消息來源、偏離路線的報導會招來有組織的反彈（flak）、以及一套當作敵我分界的意識形態（初版是反共，2002 年的修訂版前言把它擴大）。

書的主體是案例。最常被引用的方法是配對比較：兩起性質相近的事件，一起的受害者是美國敵對國家所害，另一起是美國盟友所害，比較美國主流媒體報導兩起的篇幅與用語。作者把報導量差距大的那一類受害者稱為「值得的」與「不值得的」受害者。

這本被選為起點書，理由在涵蓋面：它把權力放在一組可以逐項檢查的結構上，讀者讀完拿得到一份可以套用到任何一家媒體的清單；Habermas 給的是一個歷史敘事，《沉默的螺旋》給的是一個心理機制，兩者，套用之前要先做更多換算。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加跨組織案例：五層過濾是理論，配對比較的報導量統計是支持它的材料。這一組材料支持得了「在這些案例裡，報導量與受害者的政治歸屬有系統性的關係」，對「這個關係由五層過濾造成」支持得比較弱：案例由作者挑選，而另一組研究者可以挑出關係不成立的案例。讀這本書時，把五層過濾當成一份分析時要檢查的清單，而不是一個已經被證明的因果模型。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媒體的收入結構：廣告這一層過濾預設媒體的主要收入來自廣告主，而讀者是被賣給廣告主的商品。今天廣告收入大量流向平台，新聞媒體轉向訂閱與捐助，過濾的方向從討好廣告主部分移到討好訂閱者——這也是一種過濾，而它推動的是迎合讀者既有立場，跟原書描述的方向不同。所有權、消息來源與反彈這三層在平台時代仍然看得到，只是施加的對象多了平台本身。

處境相容性上，全書以美國商業媒體為對象，五層過濾預設一個以私人企業擁有媒體為主、政府不直接控制內容的媒介體制。在公共廣電佔大宗、或國家直接控制媒體的環境裡，所有權與廣告兩層的權重完全不同，那時要換一套分析：國家控制的媒體不需要結構自動完成的宣傳。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手上有一個想分析的具體報導模式：某一類事件長期被報導得多或少、某一個國家總是以某種形象出現。帶著它讀，五層過濾是一份可以逐項對照的清單；沒有它時，書中密集的案例讀起來是一份冗長的指控。

繁體中文版譯名《製造共識》（沈聿德譯，野人文化，2021），譯序提到原書的增訂版，依據的應是 2002 年修訂版，頁面沒有明寫。簡體中文版《製造共識：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 三民（製造共識：媒體政治經濟學，沈聿德譯，野人文化，2021）
• 豆瓣書目（製造共識：大眾傳媒的政治經濟學，邵紅松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Knopf Doubleday，2002 平裝）

Habermas《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公共討論空間的歷史與它被商業化的過程

Jürgen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描述一個特定的歷史空間：十八世紀的英國、法國與德國，私人在咖啡館、沙龍與讀書會裡聚在一起，以理由而不是身分討論公共事務，並用報刊把討論的結果帶到國家面前。他稱之為資產階級公共領域，並把它當成一個規範標準：公共討論在理想上應該對所有人開放、以論證的強弱而不是說話者的地位決定結果。

書的後半描述這個空間如何轉型。大眾媒體商業化之後，公眾從討論的參與者變成文化的消費者，公共性從批判的公共性變成展示的公共性——組織與政黨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以取得認可。他把這個過程稱為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

這本書在這一篇的用途是提供一個規範標準：《製造共識》與《沉默的螺旋》描述權力怎麼運作，Habermas 提供一個判斷公共討論健不健全的參照點。讀過之後，讀者可以拿一個討論空間——一個論壇、一個節目、一個平台——去問它離那個參照點有多遠、在哪一項上偏離。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材料是歷史研究與社會理論，形式是規範理論。它的歷史描述後來被批評過度理想化：Nancy Fraser 等人指出那個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排除了女性、勞工與財產不足的人，「對所有人開放」只是它的自我宣稱。Habermas 在 1990 年的新版序言回應了一部分批評。所以這本書的歷史部分要跟那些批評一起讀，規範部分不受那些批評影響：批評指出的是那個空間沒有做到它的標準，而標準本身仍然可以拿來用。

時效上，作者本人重寫過這本書處理的轉型：Habermas 在 2022 年出版了一本以新的結構轉型為題的續篇（英譯本 2023 年由 Polity 出版），處理數位平台怎麼把傳統大眾媒體推到一旁、讓公共領域分裂成自我封閉的小圈子。原書描述的是大眾媒體時代的轉型，那一層的媒介結構已經被取代；它的規範標準與「從參與者變成消費者」這個轉型的方向，被作者本人帶到平台時代再用了一次。要讀平台時代的版本，那本續篇是同一位作者的直接延伸。

處境相容性上，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歷史以西歐為對象，規範標準預設一個有憲政保障的言論自由與獨立報刊的政治環境。在沒有那段歷史的社會裡，這本書提供的是一個外來的參照點，用它判斷本地的公共討論之前，要先確認那個參照點的前提在本地是否存在。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有讀抽象社會理論的耐心，以及一個想判斷的具體討論空間。這本書的文字密度高，沒有一個要判斷的對象時，讀者拿到的是一段十八世紀的社會史；帶著一個對象進來，書的後半給得出那個空間偏離的方向。

繁體中文版《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聯經，2002），撰稿時三民頁面標示絕版。2022 年的續篇另有繁體中文版《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與審議政治》（趙崇任譯，麥田，2026），兩本是不同的書。

• 三民（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聯經，2002）
• 三民（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與審議政治，趙崇任譯，麥田，2026）
• Amazon（英譯本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MIT Press，1991 平裝）
• Amazon（續篇英譯本 A New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liberative Politics，Polity，2023）

《沉默的螺旋》：感知輿論氣候之後的自我噤聲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的《沉默的螺旋》解釋一個常見的現象：一個意見在私下普遍，在公開場合卻少有人說。她的理論有幾個環節：人害怕被孤立；人有一種準統計的感官，持續觀察周圍的意見氣候，判斷哪一種意見是多數、哪一種正在增強；認為自己是少數的人比較不願意公開表達，而他們的沉默讓那個意見在公開場合顯得更少，讓更多持同樣意見的人判斷自己是少數。這個循環一圈圈放大，就是螺旋。

這本書討論的是李普曼較少處理的一個面向：社會壓力對個人表達的作用。李普曼、《製造共識》與 Habermas 談的是資訊怎麼到達個人、討論在什麼空間裡發生，這本談的是個人收到資訊之後，在公開場合說出什麼。媒介在這個理論裡的位置是意見氣候的主要來源：人判斷多數意見時，看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媒體呈現的樣子。

證據來源是大規模實證加理論建構：材料是作者創辦的 Allensbach 民意調查機構數十年的調查資料，以及德國選舉的觀察。後續的研究量了理論的核心環節，結果比書中描述的弱：Glynn、Hayes 與 Shanahan 1997 年在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發表的後設分析，整合了多項調查研究，量到「感知到自己的意見有多少人支持」與「願不願意公開表達」之間的關係很小。所以這本書的機制讀起來說服力高，而它的效果量要以後續研究為準：螺旋存在，但轉得比書中描述的慢。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意見氣候的來源：理論預設人觀察意見氣候的主要管道是大眾媒體與面對面的社交場合，而大眾媒體呈現的是一個大致共享的氣候。在平台上，每個人看到的氣候由自己的動態決定，而動態會依他的偏好調整；同一個社會裡的人可能各自感知到相反的多數。這讓理論的機制更複雜，而不是失效：害怕孤立與觀察氣候這兩個環節仍然成立，變的是氣候從哪裡來。

處境相容性上，書中的資料以西德為主，害怕孤立的強度與公開表達的成本依文化而不同：在公開表達不同意見要付出較高社會代價的環境裡，螺旋可能轉得更快。這一項的判讀跟 跨文化協作與行為判讀的選讀書目 處理的文化差異是同一類變數。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經歷過或觀察過一次這樣的落差：一個話題在私下的對話裡得到普遍同意，在會議、班級或公開的討論串裡沒有人說出來。有這個經驗時，書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對得上；沒有時，螺旋讀起來是一個合理而遙遠的模型。

繁體中文版譯名《民意：沈默螺旋的發現之旅》（翁秀琪等譯，遠流，1994），撰稿時三民頁面標示缺貨無法訂購，要找圖書館或二手書。簡體中文版《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頁面標示譯自德文原版。

• 三民（民意：沈默螺旋的發現之旅，翁秀琪等譯，遠流，1994）
• 三民（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的社會皮膚，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1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英譯本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 Our Social Skin，第 2 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媒介權力各書的分工與沒收錄的政治經濟學專書

這三本各自討論權力的一個來源：《製造共識》討論媒體結構怎麼過濾新聞，Habermas 討論公共討論空間的規範標準與它的轉型，《沉默的螺旋》討論社會壓力怎麼影響個人表達。三個解釋在一個具體現象上可以同時成立：某一類意見在主流媒體裡少見，可以同時是因為所有權與消息來源的過濾、因為討論空間被展示取代了論證、以及因為持那個意見的人判斷自己是少數而不開口。分析一個具體現象時，要問的是這三個來源各自貢獻了多少。

這一篇不收媒體政治經濟學的其他專書（例如 Robert McChesney 的著作），理由是那些書跟《製造共識》討論同一件事——媒體的所有權與商業結構——而這一篇已經收了《製造共識》；同一類的書要收進來，得先寫出它跟《製造共識》的差別在哪裡，這個書單還沒有做這項判定。

媒介權力的相鄰主題與接續閱讀

製造同意這個用語的源頭與它最早的實務版本，收在 李普曼與同時代回應的選讀書目。

五層過濾在新聞室裡的實際形態——消息來源與採訪路線怎麼布置——由 新聞如何建構現實的選讀書目 收的《做新聞》描述。

平台取代大眾媒體之後，Habermas 的續篇與 Benkler 等人對美國媒體生態的大規模分析，收在 平台與演算法時代資訊環境的選讀書目。

兩本相反的結論可以同時大致成立，因為它們回答的不是同一個問句。Achen 與 Bartels 問的是選民的判斷依據什麼；Mercier 問的是外來的訊息能不能改變一個人的判斷。一個人可以同時依群體認同判斷、又不容易被外來訊息說動——他抗拒的正是跟群體認同相反的那些訊息。讀法是兩本一起讀，看它們在哪一處一致：兩本都認為判斷的錨點在群體與既有的信任關係上，而不在單一訊息的說服力上。

先讀哪一本，看讀者要的是哪一個面向。要李普曼懷疑論的當代實證版本，從《Democracy for Realists》開始。要那個懷疑論被過度延伸時的反方，讀《Not Born Yesterday》。要刻板印象與捷思判斷的心理學機制，讀《快思慢想》。不確定時從《Democracy for Realists》開始，再讀 Mercier；只讀 Achen 與 Bartels，會帶走一個比兩本合起來更悲觀的結論。

起點書：Democracy for Realists

Christopher Achen 與 Larry Bartels 的《Democracy for Realists》挑戰他們稱為「民主的民間理論」的說法：選民有政策偏好，選擇最接近自己偏好的候選人，政府因此回應民意。他們用數十年的美國選舉與調查資料論證，這套說法在幾個環節上都對不上資料。選民的政策立場常常從他支持的政黨推回來，而不是反過來；選民用最近的經濟狀況與事件獎懲執政者，即使那些事件執政者控制不了；而最能預測投票的是群體認同——一個人認為自己屬於哪一群人，以及那一群人支持誰。

他們的替代理論是群體理論：選民投票是在表達自己屬於哪一個群體，政黨是群體認同的載體。這本書在這一篇被當成起點書，理由在涵蓋面：它把李普曼的懷疑論接上了一組可以檢查的資料，並給出一個解釋選民行為的完整替代理論，Mercier 那本要回應的正是這一類論證。

證據來源是大規模實證加理論建構，材料是美國選舉結果與全國選舉調查的長期資料。這一項有一個要特別標出來的爭議：書中「選民依無關的事件獎懲執政者」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 1916 年新澤西州海岸的鯊魚攻擊事件之後，受影響的海岸郡對現任總統的支持下降。Anthony Fowler 與 Andrew Hall 2018 年在 Journal of Politics 重做了這個分析，用美國歷史上全部致命的鯊魚攻擊與 1872 到 2012 年各郡的總統選舉結果，找不到鯊魚攻擊影響選舉的系統性證據；Achen 與 Bartels 在同一期回應，認為那篇文章誤讀了他們的論證。所以讀這本書時，把那一個案例當成有爭議的例子，書的整體論證另外由其他資料支持，而這一則爭議值得自己讀過雙方的文章再判斷。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極化的程度：書中的資料主要來自美國兩黨的認同還沒有像 2016 年之後那樣極化的期間，平裝版另有新的後記處理 2016 年選舉。群體認同解釋投票這個主張在極化之後的資料裡更容易被看到，所以這一項的改變多半讓書的論證更貼近現況。

處境相容性上，群體理論的資料建立在美國兩黨制上，「政黨是群體認同的載體」在兩黨制裡最直接。在多黨制、或主要的認同軸不只一條的地方（例如統獨與族群認同跟政黨認同交錯），選民屬於哪一群人的判定更複雜，書中的機制要換成那些認同軸才對得上。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對「選民理性評估政策」這個說法有過懷疑，或在某次選舉後對結果的解釋不滿意。帶著那個懷疑讀，書中的資料逐項回應它；完全相信民間理論、或完全不相信的讀者，讀這本書時多半只會找到支持自己原本立場的段落。

繁體與簡體中文版這一輪用「現實主義者的民主」「阿亨」「巴特爾斯」在三民、豆瓣與一般網路搜尋查不到；中文的書評有人把書名譯成《現實主義談民主》，那是書評裡的譯名，不是一個出版的譯本。平裝版加了作者的新後記。

• 三民（Democracy for Realis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平裝，附新後記）
• Amazon（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平裝，附新後記）

《Not Born Yesterday》：人不容易被說服的反方論證

Hugo Mercier 的《Not Born Yesterday》站在跟《Democracy for Realists》常被延伸出的結論相反的位置。常見的延伸是：既然選民不理性，他們就容易被宣傳、廣告與假訊息操弄。Mercier 論證人有一套他稱為開放式警覺（open vigilance）的機制：人預設會評估訊息來源可不可信、訊息跟自己已知的事合不合，而且這套機制在演化上就是為了避免被騙而存在。所以大規模的說服——政治宣傳、選舉廣告、極權國家的洗腦——多半效果有限；人接受錯誤訊息，多數時候是因為那則訊息符合他已經相信的事、或來自他已經信任的人，而不是因為訊息本身有說服力。

這本書在這一篇的用途是提供反方：Mercier 把「公眾容易被操弄」這個常見的恐慌拉回可以檢查的範圍。跟 Achen 與 Bartels 一起讀時，讀者拿到的是一個比兩本各自更精確的圖像：判斷的錨點在群體與信任關係上，所以外來的訊息很難改變它，而這同時解釋了為什麼選民不依政策投票、又不容易被一則廣告說動。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材料是實驗心理學、演化心理學與歷史研究（宣傳、廣告、謠言的效果研究）的整合。整合研究的那一種繼承被整合研究的一部分效力：書中引用的實驗研究支持開放式警覺的個別環節，而把它們推到「大眾說服多半失敗」的歷史判斷，要看他引用的那些歷史研究各自有多可靠。作者是一位認知科學研究者，書是寫給一般讀者的論證，選材以支持論點為主，要看反方的證據時，回頭讀 Achen 與 Bartels 與平台研究那一篇。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說服訊息的投放方式：書中討論的大眾說服多半是對所有人播送同一則訊息，而精準投放的廣告與推薦演算法讓訊息可以依個人的既有立場調整。依 Mercier 自己的論證，這類訊息之所以容易被接受，是因為它符合讀者已經相信的事——這個推論跟他的主張一致，而它也意味著精準投放的效果要另外量，不能直接套用書中對大眾說服的結論。

處境相容性上，書中「人會評估訊息來源」的機制預設一個讀者接觸得到多個來源、可以交叉比較的資訊環境。在資訊來源高度受控、或一個人的資訊幾乎全部來自同一個群體的環境裡，開放式警覺能用來比較的材料很少，那時它的保護作用要打折扣。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先讀過一本主張公眾容易被操弄、或判斷能力有限的書——這一篇的起點書或平台時代那一篇的任何一本都可以。這本書是一個回應，沒有它要回應的那個論點在手上時，它的論證讀起來是一份過度樂觀的安慰。

繁體中文版譯名《為什麼這麼荒謬還有人信？》（鍾沛君譯，商周，2020），書名跟原書名差很多，用原書名或作者的中文譯名梅西耶查得到。簡體中文版《你當我好騙嗎？》2024 年由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這一筆只在圖書館編目看到。

• 三民（為什麼這麼荒謬還有人信？：揭開你我選擇相信與拒絕相信的心理學，鍾沛君譯，商周，2020）
• Amazon（Not Born Yesterday: The Science of Who We Trust and What We Believ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 平裝）

《快思慢想》：刻板印象的認知心理學基礎

Daniel Kahneman 的《快思慢想》在這一篇的用途，是替李普曼描述的刻板印象提供機制。李普曼觀察到人在看清楚之前就先定義、用現成的分類填補沒看到的部分；Kahneman 把這類判斷歸到系統一——快速、自動、不費力——並列出它依靠的捷思與它產生的偏誤：可得性（容易想起的事被判斷為較常發生）、代表性（符合刻板印象的描述被判斷為較可能）、框架效應（同一個事實換一種說法，判斷就不同）。這幾項直接對應媒介的作用：媒介報導得多的事比較容易被想起，那正是議題設定在心理學層次的一個解釋。

這本書的四項描述與購書連結寫在 估算、承諾與決策偏誤的選讀書目，那一篇是它的主場；同一本書在兩篇各寫一份完整判定，維護時只會改到其中一份。主場那一份的時效判定標出了社會促發（social priming）那一批研究沒有被複製，這一篇用到的可得性、代表性與框架效應屬於不受那一則影響的核心部分。

讀這一篇時，Kahneman 那本的用法是查表：讀到一本媒介書描述人怎麼誤判時，回頭查它對應的是哪一個捷思。

公眾判斷能力各書的分工與沒收錄的動機性推理研究

這三本各自討論不同的面向：《Democracy for Realists》討論選民依據什麼判斷，《Not Born Yesterday》討論外來訊息改變一個人的判斷有多難，《快思慢想》討論個人判斷時的認知機制。Achen 與 Bartels 和 Mercier 的結論相反而可以同時大致成立，分歧的位置在操弄的恐慌該被認真看待到什麼程度：Achen 與 Bartels 的資料讓人擔心選民的判斷，Mercier 的論證讓人不必擔心選民被一則訊息帶走。

動機性推理與政治極化的實證研究目前沒有獨立的條目。人依群體認同篩選與詮釋資訊這個面向，《Democracy for Realists》在選民層級討論過；個人層級的實驗研究——同一份資料，立場不同的人讀出相反的結論——有大量論文，而哪一本專書適合收進這一篇還沒有判定，記在 媒介與輿論書單 的 Backlog 段。

公眾判斷能力的相鄰主題與接續閱讀

這場論戰的源頭是李普曼的《幻影公眾》與杜威的回應，兩本收在 李普曼與同時代回應的選讀書目。

媒介怎麼影響人認為什麼重要——可得性捷思在媒介層級的對應——由 新聞如何建構現實的選讀書目 收的《議題設定》討論。

Mercier 的論證預設讀者接觸得到多個來源，那個前提在個人化的平台上變成什麼，討論這件事的書收在 平台與演算法時代資訊環境的選讀書目。

這五本的媒介結構前提各不相同，所以時效判定在這一篇比其他篇重要：每一本最有力的論證都建立在它寫作當時那一代平台的運作方式上，而平台的改版週期比書的出版週期短。讀這五本時，看每一本描述的機制有哪一部分不依賴那一代平台——Postman 的「媒介形式決定什麼內容能被說出來」、Gurri 的「資訊量增加讓機構的錯誤無處可藏」——那一部分換到下一代平台仍然成立。

先讀哪一本，看讀者要的是哪一個面向。要一個涵蓋今天主要機制的整體圖像，從《Invisible Rulers》開始。要一份可以覆核的資料分析，修正「都是演算法的錯」這類簡化說法，讀《Network Propaganda》。要理解專家與機構的權威為什麼普遍流失，讀 Gurri。要「個人化讓每個人看到不同世界」的原始論述，讀 Pariser。要媒介形式本身怎麼改變公共討論，讀 Postman。不確定時從《Invisible Rulers》開始，這五本裡只有它討論到最新一代的平台。

起點書：Invisible Rulers

Renée DiResta 的《Invisible Rulers》描述一個由三方共同運作的系統：網紅（不論粉絲數，凡是能讓一群人跟著他的說法走的帳號）、演算法（決定哪些內容被推給誰）、以及群眾（轉傳、創作、圍攻的使用者群體）。三方互相放大：演算法推送能引起反應的內容，網紅生產能引起反應的內容以取得演算法的推送，群眾把內容轉成集體行動並回饋給網紅。這個系統的產物，她稱為客製化現實：不同的群體活在各自完整、彼此不相容的現實裡，而每一個現實都有自己的網紅、自己的事實與自己的敵人。

這本被選為起點書，理由在涵蓋面：它把李普曼的擬態環境、Boorstin 的假事件與議題設定的效果放進同一個當代的系統裡，並指出那個系統的守門人是誰。讀完這一本，再回頭讀這一篇的另外四本，每一本都對得到這個系統裡的一個環節。

證據來源是單一路徑的個人經驗加跨組織案例：作者曾在 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 研究網路上的影響行動與選舉資訊，書中的案例多數是她與研究團隊實際追蹤過的事件。這一項有一個要標出來的性質：作者本人是書中幾場爭議的當事人——她的研究工作被指控為協助政府審查言論，並因此捲入國會調查與訴訟，書的後段描述了那一段經歷。所以這本書在那幾段裡是一份當事人的陳述，讀者要對那段爭議下判斷時，要另外讀對方的說法。

時效上，這是這個書單裡出版時間最近的一本，最先會過時的前提是平台的治理政策：書中描述的內容審查、帳號處置與研究者的資料取用，在 2023 年之後幾個主要平台大幅改變了政策，研究者能取得的平台資料也大幅減少。三方互相放大的機制不依賴那些政策，政策只改變三方各自能做什麼。

處境相容性上，案例以美國的選舉、疫情與政治爭議為主，平台以公開動態型的社群媒體為對象。在資訊主要經由通訊軟體的封閉群組轉傳的環境裡，演算法的角色變小、群組裡的轉傳者角色變大，三方的權重要重新分配；網紅與群眾的機制仍然對得上。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近距離觀察過一次網路上的集體事件——一場圍攻、一則迅速擴散的說法、或一個圈子在幾天內形成共識。觀察過一次，書中三方互相放大的每一步都認得出來；沒有時，它讀起來是一份美國政治新聞的整理。

繁體與簡體中文版這一輪用「Invisible Rulers」「隱形統治者」「迪瑞斯塔」「黛瑞斯塔」在三民、豆瓣與一般網路搜尋都查不到。

• 三民（Invisible Rulers: The People Who Turn Lies into Reality，PublicAffairs，2024）
• Amazon（Invisible Rulers: The People Who Turn Lies into Reality，PublicAffairs，2024 精裝）

《Network Propaganda》：美國媒體生態極化的大規模資料分析

Yochai Benkler、Robert Faris 與 Hal Roberts 的《Network Propaganda》用大規模的資料分析 2015 到 2018 年美國的政治媒體生態。他們以 Media Cloud 等工具收集數百萬則線上新聞報導、追蹤它們之間的連結與在社群媒體上的分享，畫出美國政治媒體的網路結構。主要發現是這個結構不對稱：中間偏左到左派的媒體與傳統主流媒體連在同一個網路裡，彼此查核；右派的媒體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網路，網路內的媒體互相引用而較少被外部查核。他們稱這種結構產生的循環為宣傳回饋迴路。

這本書在這一篇的用途是提供一份可以覆核的資料，讀者拿它來修正幾個常見的簡化說法。最主要的一個是「極化是演算法造成的」：他們的資料指出，美國的不對稱極化在社群媒體出現之前就有長期的媒體與政治根源，而外國干預與 Cambridge Analytica 這類個案的影響在他們的資料裡比當時的報導描述的小。

證據來源是大規模實證，材料是作者團隊自建的報導與分享資料集，方法是網路分析。資料與方法有詳細說明，支持得了「在這段期間的美國，媒體網路的結構長這樣」，支持不了「這個結構在別的國家也長這樣」。書以開放取用的形式出版，讀者可以免費取得全文，這讓書中的分析可以被外部檢查。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分析期間的平台組成：資料集中在 2015 到 2018 年，那段期間的主要平台是 Facebook 與 Twitter，影音平台與短影音推薦的角色還小；之後的媒體生態加入了 Podcast、YouTube 與短影音，網路結構要重新量。不過時的是這本書的方法：畫出媒體之間的引用與查核關係，看結構是否對稱。

處境相容性上，這是這一篇處境依賴最強的一本：不對稱極化是美國兩黨政治與特定媒體史的產物，書的結論不能直接套到其他國家。要分析另一個國家的媒體生態，用的是它的方法，而不是它的結論。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聽過並且想檢查某一個關於極化或假訊息的簡化說法——演算法造成極化、外國干預決定了選舉結果。帶著那個說法讀，書中的資料直接回應它；沒有時，大量的網路圖讀起來很快就變成重複。

繁體與簡體中文版這一輪用「Network Propaganda」「網絡宣傳」「本克勒」在三民與豆瓣查不到。開放取用的全文收錄在 OAPEN，撰稿時那個網站擋下自動抓取，連結指向書目頁而沒有逐頁核對授權條款。

• OAPEN（Network Propaganda，開放取用全文的書目頁）
• 三民（Network Propagand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平裝）
• Amazon（Network Propaganda: Manipul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平裝）

Gurri《The Revolt of the Public》：資訊爆炸瓦解機構權威的論證

Martin Gurri 的《The Revolt of the Public》處理的是李普曼「交給專家」那個解方今天的處境。Gurri 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媒體分析師，他的論證從資訊量出發：網路讓可取得的資訊量在短時間內暴增，而機構——政府、媒體、學術界、專家——的權威一部分建立在對資訊的壟斷上。資訊不再稀缺之後，機構的每一次錯誤都被看見、被記錄、被轉傳，公眾對機構的信任因此流失。他用 2011 年前後的埃及革命、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與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說明這個過程：網路上的公眾能動員起來推翻或癱瘓權威，卻提不出替代的方案，他稱之為否定的政治。

這本書在這一篇的用途是解釋機構權威為什麼普遍流失。李普曼的解方把專家與機構當成整理事實的一方，Gurri 描述的正是那個解方失去前提的過程：專家與機構仍然存在，而公眾不再接受他們整理的版本。

證據來源是單一路徑的個人經驗加理論建構：材料是作者多年分析全球媒體的經驗與他挑選的幾場社會運動。它是一篇長論，案例用來說明論點，沒有系統性的資料。所以它支持得了「這些運動有這些共同的形態」，支持不了「信任流失主要由資訊量造成」——信任流失另有經濟不平等、機構本身的失誤等解釋，書中把它們放在次要的位置。

時效上，這本書有兩個版本，時效判定要先確認版本：2014 年的初版由作者自行出版，2018 年的 Stripe Press 版補上處理 2016 年美國選舉與英國脫歐的章節。兩版之間的差別本身就是這本書的一則時效紀錄：初版描述的否定的政治，在兩年後的選舉裡以選票的形式出現，而初版的案例多半是街頭運動。書的案例停在 2018 年，之後的疫情與機構信任變化不在裡面。

處境相容性上，書中的社會運動案例跨越多個國家，而「機構權威建立在資訊壟斷上」這個前提，在機構本來就不被信任、或資訊從來沒有被壟斷過的社會裡不成立，那時資訊爆炸主要改變的是資訊的流通量，機構的權威本來就不是由壟斷資訊取得的。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對機構的權威流失有一個具體的觀察——專家的建議在自己周圍不再被接受、一個機構的錯誤被放大到蓋過它的其他工作。帶著那個觀察讀，書中的機制給得出一個解釋；沒有時，它讀起來是一份社會運動的評論。

繁體與簡體中文版這一輪用「公眾的反叛」「Martin Gurri」「馬丁．格里」在三民、豆瓣與一般網路搜尋查不到；這組查詢命中的是 Ortega y Gasset 的《大眾的反叛》，那是另一本書。

• Stripe Press（The Revolt of the Public，2018 增訂版的書頁）
• Amazon（The Revolt of the Public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y in the New Millennium，Stripe Press，2018 增訂版精裝）

《The Filter Bubble》：個人化讓每個人看到不同世界的原始論述

Eli Pariser 的《The Filter Bubble》提出過濾泡泡這個概念：搜尋引擎與社群平台依每個人過去的行為個人化他看到的內容，於是每個人活在一個為他量身打造的資訊泡泡裡，看不到泡泡外的內容，也看不到自己在泡泡裡。書的起點是 2009 年 Google 開始對所有使用者個人化搜尋結果，以及 Facebook 依互動決定動態裡出現哪些朋友的貼文。

這本書是這個概念的出處：「人們不再共享同一個擬態環境」這個李普曼沒有預見的情況，在大眾討論裡最常用的名字就是這本書給的。讀它是讀那個概念第一次被完整論述的樣子，以及它當時預設的平台運作方式。

證據來源是單一路徑的個人經驗加跨組織案例：作者是網路倡議組織的工作者，書中的材料是他對平台的觀察、對業內人士的訪談與零星的實驗（例如請兩位朋友搜尋同一個詞、比較結果）。後續的實證研究量了這個概念的核心主張，結果比書中描述的弱：Eytan Bakshy、Solomon Messing 與 Lada Adamic 2015 年在 Science 發表的研究，用一千萬名美國 Facebook 使用者的資料比較好友組成、動態排序與個人點擊三個環節，發現限制人接觸立場不同內容的，個人的選擇比演算法的排序影響更大。這份研究的作者當時任職於 Facebook，這一項本身也要列入判讀。所以這本書描述的機制存在，而它的效果量與成因要以後續研究為準：泡泡有很大一部分是人自己選的。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個人化的形式：書中的個人化是在使用者自己選擇的朋友與搜尋詞上做調整，使用者看到的內容仍然以他主動追蹤的對象為主。之後的推薦演算法（短影音平台的推薦頁是典型）直接把使用者沒有追蹤的內容推給他，個人化的範圍從「篩選你追蹤的」擴大到「決定你看到什麼」。這個改變讓書中的擔憂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出現，而 2015 年那份研究量的是舊的形式，兩者要分開看。

處境相容性上，書中的平台以 Google 搜尋與 Facebook 為對象，研究資料以美國使用者為主。在主要的資訊平台不同、或資訊主要在封閉群組裡流通的環境裡，泡泡的形成方式不同：群組的泡泡由成員組成決定，而不是由演算法決定。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想知道一個常見的說法從哪裡來、原本主張了什麼。這本書最有用的讀法是跟後續研究一起讀；單獨讀時，它讀起來像一份已經被證實的警告，而它的性質是一個後來被部分修正的假說。

繁體中文版譯名《搜尋引擎沒告訴你的事》（宋瑛堂譯，左岸文化，2012），撰稿時三民頁面標示缺貨。簡體中文版《過濾泡》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 三民（搜尋引擎沒告訴你的事，宋瑛堂譯，左岸文化，2012）
• 三民（過濾泡：互聯網對我們的隱秘操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0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The Filter Bubble: How the New Personalized Web Is Changing What We Read and How We Think，Penguin，2012 平裝）

《娛樂至死》：電視時代的媒介形式批判

Neil Postman 的《娛樂至死》主張媒介的形式決定了什麼樣的內容能被說出來。他比較兩種媒介：印刷文字要求讀者跟隨一段有前後順序的論證，於是印刷主導的文化裡，公共討論以論證的形式進行——他舉十九世紀美國林肯與道格拉斯動輒數小時的辯論為例；電視要求畫面持續、節奏快、能讓觀眾留下來，於是電視主導的文化裡，所有的公共討論——新聞、政治、宗教、教育——都被轉成娛樂的形式。書的前言對照兩種反烏托邦：歐威爾擔心人被禁止接觸資訊，赫胥黎擔心人被資訊淹沒到不在乎；Postman 認為電視時代實現的是赫胥黎的那一種。

這本書在這一篇的用途是分析媒介形式：這一篇的其他四本談的是內容怎麼被選擇與放大，Postman 談的是媒介本身的形式先限制了內容能長什麼樣。這個分析不依賴電視，換成任何一種媒介都可以問同一個問句：這個媒介的形式要求內容具備什麼性質。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屬於媒介生態學的傳統，材料是歷史比較與對 1980 年代美國電視節目的觀察。它沒有系統性的資料，對印刷文化的描述被批評過度理想化，支持得了「媒介形式會篩選內容的形式」這個機制，支持不了它對電視內容的整體評價。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電視的主導地位：全書的對象是 1980 年代美國的電視，三家電視網加上有線電視。今天的媒介是平台與短影音，常被拿來用這本書解讀，而那個套用要做一次換算：電視的觀眾是被動地看同一個頻道，短影音的使用者每幾秒就決定滑不滑走，形式的要求更極端，而且由演算法依每個人的反應調整。媒介形式決定內容形式這個機制不依賴電視，換到短影音上仍然成立，而且這是這本書今天最常被引用的原因。

處境相容性上，書中的例子全部取自美國的電視與宗教、政治文化，讀者要換成自己所在環境的對應物。媒介形式的分析不依賴特定國家，所以這一項的換算主要在例子而不在論證。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讀者對某一種媒介形式改變了內容有過觀察——一則複雜的新聞被剪成幾十秒的影片之後剩下什麼。有這個觀察時，書中的機制給得出一個名字；沒有時，它讀起來是一位學者對電視的懷舊批評。

繁體中文版由貓頭鷹出版、蔡承志譯，2007 年初版的副題是「電視時代」，2016 年的增修版副題改成「媒體時代」。簡體中文版有章艷譯本。

• 三民（娛樂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媒體時代，2016 增修版，蔡承志譯，貓頭鷹）
• 三民（娛樂至死，章艷譯，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簡體中文版）
• Amazo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Penguin，2005 二十週年版平裝）

平台時代各書的分工與沒收錄的平台研究

這五本各自討論不同的面向：《Invisible Rulers》描述網紅、演算法與群眾組成的整體系統，《Network Propaganda》提供可以覆核的媒體生態資料，Gurri 解釋機構權威的流失，《The Filter Bubble》是個人化的原始論述，《娛樂至死》分析媒介形式。五本之間的分歧也值得讀：演算法在極化裡的份量，Pariser 與 DiResta 給得重，Benkler 等人的資料給得輕；機構權威流失的成因，Gurri 放在資訊量上，而 Benkler 等人的資料指向媒體與政治的長期結構。這一篇整理出的是那幾處分歧落在哪裡。

Habermas 2022 年以新的結構轉型為題的續篇討論的也是平台時代，它在這一篇沒有獨立的條目，因為它是原書的延伸，選讀判斷寫在 媒介權力與公共討論結構的選讀書目 的 Habermas 那一節。

這個主題有一個面向目前沒有收書：生成式 AI 聊天機器人成為新的資訊中介者。它替公眾整理世界、決定回答裡放進哪些事實，等於出現了一種新型態的「情報機構」，李普曼關於誰來替公眾整理世界、這些中介者可不可信的題目在這裡又變得切身。這個書單目前還沒找到一本討論這個題目、又寫得出自己適用邊界的書，記在 媒介與輿論書單 的 Backlog 段。

不收以「社群媒體毀了某一代人」為主張、而不寫它在什麼條件下不成立的書，這是 書單怎麼描述一本書 那條排除推廣書的判斷標準在本主題的形狀：這個主題的邊界是平台的形態與使用者的年齡、所在的國家，寫不出這幾項的書把判斷收走了。

平台時代的相鄰主題與接續閱讀

擬態環境與刻板印象這兩個概念的源頭，收在 李普曼與同時代回應的選讀書目。

議題設定與新聞網在共享議程分裂之前長什麼樣，討論這兩件事的書收在 新聞如何建構現實的選讀書目。

「公眾容易被操弄」這個在平台時代最常見的擔憂，它的實證反方在 公眾判斷能力的選讀書目 的《Not Born Yester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