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篇收的是媒介與輿論書單的源頭，以及源頭出現的那十年裡跟它對話的書：Walter Lippmann 的《輿論》（1922）與《幻影公眾》（1925），John Dewey 回應他的《公眾及其問題》（1927），以及 Edward Bernays 把「製造同意」寫成實務的《宣傳》（1928）。四本的寫作時間相隔六年，媒介環境是報紙與剛出現的廣播。

讀這四本時把診斷與解方分開讀：四本對人怎麼形成判斷的診斷有相當大的交集，分歧在解方——交給專家、讓公眾透過溝通形成判斷、或由專業人士替公眾安排認知——而那幾種解方依賴的那一代媒介結構已經不在了。分開讀的理由寫在 媒介與輿論書單 的〈媒介與輿論書單的證據來源：診斷與解方分開讀〉一節。

先讀哪一本，看讀者要的是哪一個面向。要擬態環境與刻板印象的原始論述，從《輿論》開始。要李普曼對公眾判斷能力的完整懷疑，讀《幻影公眾》。要論戰另一方的回應，讀杜威。要看同一組觀察被專業人士拿去用的樣子，讀伯內斯。不確定時從《輿論》開始，另外三本都預設讀者知道《輿論》說了什麼。

起點書：《輿論》

Lippmann 的《輿論》提出了三個概念，這個書單裡後來一百年的書都在使用它們。第一個是擬態環境：人行動的依據是腦中那張關於外界的圖像，而這張圖由他接觸得到的報導、傳聞與經驗拼成，跟外界本身之間有一段落差；人照著圖像行動，行動的後果卻發生在真實的環境裡。第二個是刻板印象：人在看清楚之前就先定義，用自己文化裡現成的分類去填補沒有看到的部分，理由是逐一觀察每一件事的時間與注意力不存在。第三個是書中寫到的「製造同意」：在擬態環境的條件下，同意可以被有意識地安排出來，而他把這件事當成民主政治必須正視的現實。

書的後半是解方。Lippmann 的判斷是公民不可能對每一件公共事務都形成有根據的意見，所以主張由獨立的專家機構整理事實，再把整理過的事實提供給做決定的人。這一部分跟前半的證據來源不同，讀法也不同。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材料是作者的新聞工作經驗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戰時宣傳的觀察，加上當時的心理學。它沒有自己的資料，而它的診斷後來被當成假說拿去量：議題設定研究量的是媒介排定的注意順序，認知心理學的捷思研究補上刻板印象的機制。所以這本書的前半今天讀起來是一組已經被部分驗證的假說，後半是一個規範主張。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守門結構：全書預設少數報社與通訊社是資訊的守門人，資訊相對稀缺，問題在讀者拿到的太少、太扭曲。今天的資訊過剩、注意力稀缺，守門工作分散給平台演算法與一般使用者，而且讀者不再共享同一個擬態環境，那是這本書沒有處理的情況。不過時的是擬態環境與刻板印象本身：它們建立在注意力與時間的限制上，不依賴任何一代媒介。

處境相容性上，案例與制度設計以 1920 年代的美國為對象，專家機構那個解方預設一個公眾信任專業機構、而機構也有能力獨立運作的政治環境；那個前提在專家與機構面對信任流失的環境裡要重新論證。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對某一則報導與它描述的事件之間的落差有過具體的印象——親身在場而讀到報導、或事後看到同一件事的兩種寫法都算。缺這個印象時，擬態環境讀起來是一句抽象的命題；有了它，讀者認得出書裡描述的那段落差在自己的經驗裡出現在哪裡。

繁體中文版譯名《公眾輿論：訊息與真實的明辨》（大寫，2025）。簡體中文版有多個譯本，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輿論》（常江、肖寒譯）是其中之一。英文原書在美國已進入公有領域，Project Gutenberg 有免費全文。

《幻影公眾》：公眾判斷能力的懷疑論與它縮小後的角色

Lippmann 的《幻影公眾》把《輿論》對公民的懷疑推得更遠。書名裡的幻影指的是「全能公民」：一位對每一件公共事務都有資訊、有興趣、有判斷的公民，在他看來只存在於民主理論的想像裡。他據此縮小了公眾的角色：公眾不負責判斷政策的內容，只在危機出現時選擇支持或反對當權的一方，讓實際做事的人在出問題時換手。

這本書開啟了一場到今天還在進行的論戰，這是它被收進這個書單的理由。杜威兩年後的回應是第一輪；近年 Achen 與 Bartels 的《Democracy for Realists》用大量選舉資料支持一個跟它接近的結論，被看成這個懷疑論的回潮，那本的選讀判斷在 公眾判斷能力的選讀書目。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篇幅比《輿論》短、論證更集中，同樣沒有自己的資料。它的主張在九十年後由選民行為研究拿去量，量出的結果在兩個方向上都有，所以讀它時要知道它是那場論戰的一方，而不是一個已經結案的結論。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公眾的組成：書裡的公眾是一群被動接收報紙的讀者，參與政治的方式主要是投票。今天的公眾同時是訊息的生產者與轉傳者，「只在危機時選邊」這個角色描述漏掉了公眾在平台上直接改變議題的那一部分。不過時的是它對公民注意力上限的判斷。

處境相容性上，「當權的一方與在野的一方」這個二分預設兩黨制，在多黨制或聯合政府的環境裡，公眾選擇支持或反對的對象不只兩個，書中縮小後的公眾角色要重新換算。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先讀過《輿論》。這本書的論證直接建立在《輿論》的診斷上，跳過《輿論》讀時，它的懷疑看起來像一個沒有根據的立場。

繁體中文版譯名《幻影公眾：民意與治理的慎思》，跟《公眾輿論》同一個月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簡體中文版另有林牧茵譯本。

杜威《公眾及其問題》：公眾透過溝通形成判斷的回應

John Dewey 的《公眾及其問題》是對李普曼的直接回應。他從另一個方向定義公眾：當一群人受到他們沒有參與的交易所造成的間接後果影響，而這些後果需要被系統性地照管時，這群人就構成一個公眾。他同意李普曼的診斷到一個程度——現代社會的規模與複雜度讓公眾認不出自己，他稱之為公眾的蝕沒（eclipse）——而他的解方方向相反：公眾的判斷能力可以透過溝通、教育與參與被培養出來，專家也有自己的盲點，專家能提供的是調查與事實，判斷這些事實對共同生活意味著什麼，要由受影響的人參與。

兩本對照讀，才看得到李普曼—杜威之辯的全貌：兩人對問題的描述接近，分歧在誰有資格、有能力做最後的判斷。這個分歧沒有被後來的研究結案，議題設定、審議民主與平台研究各自站在不同的位置延續它。

證據來源是理論建構，材料是實用主義哲學與作者對美國社區生活的觀察。它的主張比李普曼的診斷更難被量，因為它談的是一種可能性——公眾在什麼條件下能形成判斷——而後來的審議民主實驗（把一群公民聚在一起充分討論之後再測他們的意見）是少數直接拿這類主張去量的研究。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溝通的形態：杜威寄望的溝通以面對面的社區與地方報紙為原型。今天的溝通大量發生在平台上，溝通的量遠超過他的想像，而溝通的增加沒有帶來他預期的公眾形成，這是讀這本書時要放在旁邊的那個反例。不過時的是他對公眾的定義——由受影響而不是由身分構成——這個定義套用到今天跨國的平台治理問題上仍然成立。

處境相容性上，全書預設一個有地方自治傳統、社區組織密度高的社會，在中央集權或社區組織稀薄的環境裡，他的解方缺少那個起點。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先讀過李普曼至少一本。杜威的文字抽象、句子長，不帶著李普曼的論點進來時，讀者很難看出他在回應什麼；帶著那個論點進來，這本書的每一章都對得到一個李普曼的主張。

繁體中文版這一輪用「公眾及其問題」「公眾與其問題」「杜威 公眾及其問題」在三民與一般網路搜尋查不到；台灣的期刊論文以《公眾及其問題：政治探究隨筆》稱呼這本書，而沒有指向任何譯本。簡體中文版有復旦大學出版社與新華出版社兩個版本。

伯內斯《宣傳》：把「製造同意」寫成公關實務的當事人宣言

Edward Bernays 的《宣傳》是這一組裡唯一的實務書。Bernays 被稱為公關之父，他把李普曼描述的現象——同意可以被有意識地安排——當成一門專業的基礎。書一開頭就主張，有意識地操縱大眾有組織的習慣與意見，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元素；接著用他自己經手的案例說明公關顧問怎麼替客戶設計事件、找權威背書、透過團體領袖影響群眾。

這本書在這個書單裡的用途是史料：讀它是讀一份當事人寫給同行與客戶看的宣言，看李普曼的觀察被專業人士拿去用的時候長什麼樣。把它當成「怎麼做公關」的教材讀，是這個書單不收的用途。

證據來源是單一路徑的個人經驗，材料是作者自己的公關案例，效果的宣稱來自作者的自述而沒有獨立驗證。這一項是讀這本書時最要標清楚的：一位以說服為業的作者在寫一本推廣自己行業的書，書中「這套方法有效」的每一則案例都經過他自己的篩選，而失敗的案子不會出現在一本招攬客戶的書裡。所以書中描述手法的句子照讀，宣稱效果的句子降級成一則當事人的說法。

時效上，過時的前提是宣傳這個詞的評價：1928 年的「宣傳」在英文裡還帶有中性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詞變成貶義，而 Bernays 稱呼自己這一行時用的是「公共關係顧問」。書裡的手法——製造可以被報導的事件、借第三方權威——在今天的行銷與政治溝通裡仍然看得到，所以這本書讀起來的不適感，有一部分來自它把今天被包裝過的做法講得很直白。

處境相容性上，書中的手法預設一個由少數報紙與團體領袖組成的意見結構，影響了那些節點就影響了大眾。在意見結構分散到大量個人帳號的環境裡，同一組手法要換成另一套節點，這是 DiResta 那本在處理的事，選讀判斷在 平台與演算法時代資訊環境的選讀書目。

讀得出價值的前提是先讀過《輿論》。不帶著李普曼的診斷讀，這本書是一本早期的行銷書；帶著它讀，讀者看得到同一組觀察在一位實務者手上被換成了什麼。

繁體中文版譯名《宣傳學》（楊理然譯，麥田，2020），撰稿時三民查不到紙本商品頁，連結指向電子書頁。簡體中文版《宣傳》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出版。

李普曼與同時代各書的分工與沒收錄的書

這四本各自討論不同的面向：《輿論》診斷擬態環境與刻板印象，《幻影公眾》懷疑公眾能扮演多大的角色，杜威主張公眾能透過參與形成判斷，伯內斯示範同一組觀察被拿去實際操作的樣子。李普曼的兩本與杜威是論戰的雙方，伯內斯那本記錄的是那場論戰描述的現象本身。

這一篇不收同一個年代的其他宣傳研究與公關實務書。宣傳研究那一類（例如 Harold Lasswell 1927 年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傳技術的研究）跟伯內斯那本討論同一個現象而方向不同：Lasswell 從研究者的位置分析宣傳，伯內斯從實務者的位置推廣它，這一篇收的是伯內斯那份當事人的宣言；Lasswell 那本的時效與中譯本狀態，這個書單還沒有評估。公關實務的後續教科書不收，理由是那些書教的是「怎麼做」，這個書單只收幫讀者理解這個現象的書。

李普曼與同時代各書的相鄰主題與接續閱讀

擬態環境裡填了什麼、那些內容怎麼被做出來，討論這兩件事的書收在 新聞如何建構現實的選讀書目——Boorstin 的假事件是伯內斯那些手法在三十年後的普遍化。

製造同意這個用語後來被 Herman 與 Chomsky 借去，方向反過來，從實務者的宣言變成對媒體結構的批判，那本書收在 媒介權力與公共討論結構的選讀書目。

公眾判斷能力這場論戰的當代版本，收在 公眾判斷能力的選讀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