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現象由 Baruch Fischhoff 在 1970 年代以實驗確立，後續在醫療診斷、司法判決、金融預測等領域反覆複製。它的實驗形式很簡單：告訴一組受試者某事件的結果、另一組不告訴，兩組都估「這件事發生的機率有多高」，知道結果的那組估得明顯更高，而且他們相信自己沒有受影響。

它為什麼讓事故調查失效

事發當下的當事人看到的是部分的、互相矛盾的、還在變化的資訊，而且同時有其他事情在進行。調查者看到的是一條已經收斂的時間軸，上面每個節點都已經被結果篩選過。兩者不是同一個問題的深淺差別，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具體的失效形式是提問方向。「他當時怎麼會沒注意到那個警告」這個問句預設了警告在當時是顯眼的，而那正是待證明的事——當時螢幕上可能還有十七個同類警告，其中十六個是雜訊。停在這種問句的檢討會產出「加強訓練」「加簽核」「加提醒」這類措施，而它們不改變系統讓錯誤發生的條件，所以同類事故會再來。

有效的做法是重建當事人的視角而非列出他應該注意到什麼：建立時間軸、標記各時點實際可得的資訊、找出資訊與判斷之間的合理連結。安全科學把這個轉換稱為從舊觀點走到新觀點——舊觀點認為人是系統裡不可靠的部分，新觀點認為事故顯示的是系統的條件。

跟相鄰概念的關係

它跟 心理安全感 常一起出現而機制不同：心理安全感決定當事人願不願意說出當時真正發生什麼，後見之明偏誤決定調查者有沒有能力聽懂他說的。兩者都失效時，檢討會拿到一份既不完整也被誤讀的紀錄。前者是群體屬性，後者是個人認知限制，修法也不同——前者要改組織對壞消息的反應，後者要改調查程序。

它也是規劃謬誤的鏡像。規劃謬誤是對未來過度樂觀，後見之明偏誤是對過去過度確定，兩者共用同一個機制：人對「當時能知道多少」的估計不準。

要往下讀

事故調查怎麼繞開它，看 Sidney Dekker 的《The Field Guide to Understanding ‘Human Error’》，選讀判斷在 事故、歸因與無指責檢討書單。偏誤的完整地圖在 Kahneman 的《Thinking, Fast and Slow》，那本的選讀說明在 估算、承諾與決策偏誤。事故流程的制度實作看 事故處理與復盤。